中东的风暴眼 — 以色列（二）

试图从宗教角度解读犹太教、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教义之间的差别，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在这里，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做一些技术分析，探究一下它们之间的渊源。在犹太人进入迦南之地之前，以及他们在二千年前被迫离开迦南之地之后，整条新月沃地还生活过很多的族群和文明。这其中有和犹太、阿拉伯族系出同门的闪含民族，也有从地中海北岸渗透而来的希腊、罗马人。按照中央之国的经验，尽管游牧民族在和这些农耕文明的军事博弈中，经常会取得战术性的胜利，但从民族扩张的角度来看，能够拥有更多资源的农耕文明，应该会有更强大的生命力的。即使是游牧民族偶尔渗透成功，也会被彻底改变属性，接受当地文明。不过在阿拉伯半岛，游牧属性的阿拉伯人，尽管在中东诸民族中最后崛起，却后发成功，不仅控制整条新月地带成功，还向西将整个北非阿拉伯化。这当然不代表阿拉伯或其他地区的游牧民族中（比如中亚），不会出现一些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分支。但就其民族、文明性格而言，原始的游牧基因，仍然植根于它的血液当中。
　　
　　中东和远东文明属性的这各差异性，究其根源还是在于适合农业、游牧的土地，各自纵深有所差别。东亚作为世界上最适合人类生存的三大板块（还有西欧和北美中部），适合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土地，纵深和潜力足以对北方游牧民族形成压倒性优势，并在冲击过后，迅速回复原始状态；而整个阿拉伯半岛——北非板块，真正适合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土地，只有新月沃地+尼罗河河谷、三角洲。这样狭长的农业带，可以产生文明，但却不足以保证文明的安全（想想新月活地上，曾经生存过多少种文明）。即使没有来自阿拉伯高原的游牧民族冲击，也会成为四方角逐的舞台。
　　
　　阿拉伯人能够在新月沃地笑到最后，除了新月沃地本身缺乏足够的防御纵深之外，还和阿拉伯半岛腹地的干旱气候有关。在这种气候环境之下，那些紧盯新月沃地的外来文明，即使能够成为新月沃地的主人，也无法彻底征服内志高原和赛拉特山脉，使之在阿拉伯半岛腹地，拥有足够的防御纵深。反过来，新月沃地如果和阿拉伯高原同时纳入耐旱的阿拉伯游牧体系，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即使是在阿拉伯帝国崩溃之后，后来占据新月沃地的外来文明，也无法将阿拉伯人彻底赶出这片土地。除了强行建立一些小型殖民点外（十字军当初在西亚裂谷带，就这样尝试过），大部分时候，这些外来文明还是倾向于采取间接管理的方式，借助阿拉伯社会中的上层阶级，控制新月地带，及整个阿拉伯半岛。
　　
　　我们刚才说了，在阿拉伯人成为整个阿拉伯半岛的主人之前，新月沃地曾经活跃过许多民族与文明。但经过长时间的地缘博弈，这些民族和文明都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了，阿拉伯人成为这片土地上，唯一的幸存者。问题是，在阿拉伯人之外，他们的远房亲戚犹太人，虽然在二千多年前被迫离开这片沃土，却并没有消亡。更为重要的是，二千多年来，自认是“上帝选民”的犹太人，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回到上帝许诺给他们的“迦南”之地。
　　
　　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会拥有自己的国家的。不过一般情况下，一个民族总是会有一个稳定的区域，作为自己民族的核心生存区。就象库尔德人，虽然不能独立建国，但还是能有一块被称作“库尔德斯坦”的土地，展示自己的文明。在这些正常状态下，犹太人是一个例外。他们在二千年来的流浪生涯中，虽然无时无刻不在以宗教为纽带，保存自己的犹太社团，但却重来没有拥有过一块属于自己了土地。基于犹太人在商业、金融上的能力，欧洲人虽然能够接犹太人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但却不允许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土地。单独为犹太人划出的社区，被称之为“隔都”。在隔都之内，犹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宗教、生活习惯生活。这看起来当然是一种歧视的作法，不过基于犹太社团的封闭性，这也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只不过这种看起来各取所需的做法，却也为历史上周期性出现的，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提供了便利。
　　
　　相信很多朋友心中都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犹太人那么不受欧洲人待见，总是那么特立独行的被单独分离出来？关于对这个问题的解读，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了。有从宗教角度的解读，认为耶稣当初是被犹太人出卖给罗马人的，所以基督徒和犹太人有着不可调和的仇恨；也有从经济角度解读的，认为犹太人积累了太多的财富，又没有政治权力。不可避免的被那些眼红的土著们盯上，定期剪羊毛了。。。不可否认，上述这些理由，在历次反犹太运动中，都曾经成为过鼓动民众反犹情绪的理由。但如果从深层次的原因来看，还是在于犹太社团的封闭性，以及宗教上的自命清高。
　　
　　我们知道，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其实都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改良而成了。所不同的是，伊斯兰教的创立，是阿拉伯人从犹太人的圣经中，找到了自己的民族源头，并用升格一代的方式，成功绕过了犹太人影响，直接和先知亚伯拉罕，以及之前犹太人描述的神话历史对接。这种做法，为阿拉伯人打造出自己的文明、宗教体系。并使之成功的抵御住了，以基督教为意识形态的，欧洲文明的入侵。而比伊斯兰教早了600多年创立的“基督教”体系，对于犹太人的教义和历史，则采取了完全继承的方式。即将记录犹太人历史、文化，以及与上帝关系的希伯来圣经，称之为《旧约》；而把记录耶稣基督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称之为《新旧》。
　　对于一个宗教或者其他意识形态而言，有一本成文的经典是必须的，阿拉伯人在从犹太圣经那里，对接出自己的文明源头之后，也同样创立了伊斯兰教的圣经——古兰经。演变到后来，教徒们往往象现在的红学专家一样，纠缠于对那些文字考据、理解之中，以显示自己的信仰最接近神的本意（因此而产生N多的支派）。不过当我们站在宗教创立者的角度，去看待宗教发展的问题，就会发现那些文字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所传达的理念，能让多少人接受。至于这其中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为什么犹太人会长期被孤立，我们接下来再分析。

从犹太教创立的原则来看，犹太人的初衷是为了加强犹太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因为基于迦南之地的位置，从各个方向向之渗透的文明、民族是非常多的，犹太人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凝聚部族力量的宗教。以神的名义来帮助管理现实社会，应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犹太人想到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宗教，来对部族成员进行精神指导，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只不过犹太人在技术上做出了诸多调整，以使其不但更有利于部族内部意识形态的统一，还具有潜力的，向外辐射的张力。
　　在创立犹太教之前，普遍的宗教状态是“多神”崇拜，并且这些神基本都已经按照信仰者的形象人格化、偶像化。而犹太人所做出的技术调整，主要有二：一是将“神”简化为一个。也就是在犹太人之前所信仰的诸多神明中，选取了一个作为唯一的真神。我们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所谓江湖代表的也就是争斗。作为人类精神需求的产物，神权的指向性越唯一，所蕴含的争斗风险也就越低；二是保持神的“人格化”特性，但禁止偶像化。前者的目的在于方便神与人的交流（也就是说更方便用神的名义，来制约人的行为）；后者则可降低会“神”权受到质疑的风险。这和中国武术中“无招胜有招”的说法，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相比多神教和那样信奉自然力量（没有人格化的神）的原始宗教来说，一神教在统一意识形态上的可操作性，显然要“进步”许多。而这种较强的可操作性，在地缘扩张上，也同样具有优势。说的简单点，当你征服一个民族之后，让对方去接受一个没有具体形象的，万能的造物主，远比让他们记住那些长相可能和自己迥异的“神明”，并记住他们各自的功能要简单的多。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朋友会问，为什么在阿拉伯半岛，特别是西亚裂谷地带，能够孕育、扩散出成熟的宗教体系，并长期对政治、社会结构起着指导作用。而在东亚的中央之国，虽然也不可避免的基于精神需求，独立产生或引进过多种宗教，却没有真正产生过神权大于政权的“政教合一”体系。追溯到最本质的原因，还是在于双方在地缘结构上的差别。当一个文明或者民族，对外扩张并试图同化其他族群时，他必须找到一件容易让对方接受的战术武器。这个武器，可以是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也可以是单纯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渗透者和目标群体之间，必须找到“共同语言”，才能够在一定层面上结成共同体。鉴于地中海沿线复杂的地缘结构，各族群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甚至肤色、种族上都存在着很大差别。尤其是位于地欧亚非大陆地缘冲突焦点的西亚裂谷地带，面对的文明、种族冲突要更甚于其他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从意识形态上着手，让对方去和自己信奉一样的神明，成为了地缘融合的首选方式。因此可以说，在一神教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前的西方（这个西方概念中包括中东），一个民族一旦征服了另一个民族，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砸毁对方的神像，让被征服民族改信自己的神明。
　　与西方因地缘结构的复杂性，在技术上需要依靠宗教进行地缘融合不同（想想地中海周边地区，就有多少文明和种族）。东亚的中央之国在内部融合之时，对宗教就没有太大的依赖性了。无论从生产方式，还是融合之前各地区的种族差异来说，中央之国核心区内的差异性都要小的多。这也为华夏民族以一种更为“原始”的方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进行地缘融合，奠定了基础。从技术上看，从黄土高原上走出的华夏族，无论是由上至下，以血缘渗透的方式，融合被征服民族；还是让边缘民族，主动在血缘、文化上对接华夏民族，都要容易的多。
　　
　　总的来说，用“意识形态”来进行地缘融合的方式，要比血缘扩张更为“先进”。后者在扩张之时，需要考虑到的地缘因素要更多（种族、地理环境等都必须参考），优势则在于稳定，而前者的主要优势，则在于更有侵略性。可以有机会在种族不同，环境迥异的环境中尝试。这种基于文明发源地的地缘结构特点，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也同样影响着现实的东、西方外交思维。无论还在执着于“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的穆斯林；还是转变思路，以“普世价值”为新意识形态武器的西方国家，都还在把把输出意识形态，作为地缘扩张的战略武器。
　　
　　既然意识形态，在西方社会的地缘融合中，具有如此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作为“一神教”理念最初的成功实践者——犹太人，应该很有机会把“犹太教”，扩张成一个世界性宗教了。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为了保存犹太民族的完整性，犹太人并没有把犹太教打造成一个扩张型的宗教，而是和原始的血缘社会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就是犹太人所创立的一神教，只适用于犹太民族。只有“犹太人”，才是真正能够得到神眷顾的民族，即“上帝的选民”（或说“上帝立约之民”）。这也为犹太人日后的悲剧，埋下的伏笔。
　　
　　
　　注：一般而言，西方社会（包括穆斯林社会），很难理解大部分中国人对于神的态度。而大多数中国人，也很难理解宗教在这些地区为什么会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正好借着解读犹太人的历史，把这其中的原始地缘背景解读一下。着眼点也是在技术层面，并无意冒犯那些笃信宗教的朋友。诺觉得是异端邪说，姑且略过。

就宗教的原始起源来说，最初并不一定就承担着辅助世俗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更多的还是出于精神层面的需求。因为在那些对人类生活有重要影响的自然力面前，人类除了单纯的出于畏惧之心，加以崇拜之外，还需要建立一套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反馈、影响“神”之决定的“救赎”体系，来对自己进行心理安慰。只不过，不管一个宗教体系的最初设计者，是单纯出于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之心，还是一开始就夹杂着争夺世俗权力的成份。宗教体系一旦被设计出来，就不可避免对社会结构产生具体影响（其他意识形态也一样）。
　　就犹太教的教义内容来说，喜欢宗教的朋友大可就其“圣经”中的文字细节展开讨论。在这里，我们所要分析的，是它在技术上的客观作用。就其技术特点来说，在犹太先知为犹太人所设计的宗教“救赎”体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也可以说是核心教义），犹太民族是作为“神”所选定的特殊族群存在的。只要在行为上遵守和和上帝的约定，犹太民族最终可以得到救赎。而迦南之地，就是神赐给犹太人建立国家的土地。这种设计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让犹太人始终具有高人一等的心理优势，并按照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严格按照教义的规定行事。
　　三千多年前的犹太先知，通过教义对犹太人心理、行为上，所做出的种种设定，其目的都是为了保存犹太民族的完整性，并最终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这和犹太民族，在新月沃地的弱势地位有关。在这片四方博弈之地，类似犹太人这样的族群，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如果不设计出一套强大的，成文的意识形态体系，来维持共同记忆的话。犹太民族早就应该象绝大多数上古民族一样，消融于历史长河之中了。
　　
　　就保持民族独立性这一点来说，犹太教的目的也的确达到了。始终相信自己是唯一能够被上帝“救赎”民族的犹太人，无论流落到世界哪个角落，都会以社团的形式，来维持自己的民族独立性。而在这当中，严格将记录自己历史、教义的文本传承下来，在技术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上世纪中叶，埋藏于死海西北部荒漠之中长达二千多的的“死海古卷”被发掘出来之后。人们惊奇的发现，那些旧约圣经的古代文本，和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文本，相差无几。对此，那些没有记录历史习惯有民族，可能会感到惊讶，但对于同样喜欢记录、传承历史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是能够理解的。
　　
　　从犹太教有些特立独行，孤芳自赏的教义来看，它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不具有扩张性。将能够得到“救赎”的对象，限定在犹太人之中，意味着犹太教义的扩散，必须结合原始的血缘扩张行为进行。问题在于，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华夏族开始进行血缘扩张时，那样好的地缘环境。在绝大部分时期，犹太人并不能拥有自己的国家，而是只能处在其他民族的地盘上艰难生存（包括他们在迦南之地的时候，这片土地大部分时候也是其他民族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弱小民族在人口数量的竞争上，是很难有优势存在的。基于原始的“丛林法则”，一个被征服民族，除了直接的，非正常状态的人口损失以外（想想那些针对被征服民族所进行的屠杀行为），最有可能受到影响甚至失去的，就是男性向下传递自己基因的权力（说的再直白点，和动物界争夺交配权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观的话，那么犹太人即使拥有再强大的心理优势和行为规范，也很难保持支撑一个民族存在，所需要的人口基数。特别是在犹太人，实际上是流散于世界各地，被分割为一个个体量更小的社团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犹太人在技术上作出了一个重大调整，那就是由父系传承，“退化”为母系传承。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认定身份的关键，并不在于TA的父亲，而在于TA母亲是否属于“上帝的选民”。
　　
　　应该说，犹太人为了保证民族的延续，可以说是煞费苦心。而这也诞生了一个奇迹，那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理由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民族，居然延续了三千多年，并在被迫离开迦南之地二千多年后，复国成功。当然，犹太人的案例也验证了另一个理论，那就是所谓的“民族”，主要是基于共同的文化记忆而不是所谓DNA而形成的。就像现在，你可以认为犹太人仍然和他们的祖先一样，依据犹太圣经认定自己才是上帝唯一眷顾的民族。但就人种而言，我们已经可以看见各种肤色的“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和世界各地了。
　　
　　虽然犹太教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持民族体系的延续，但我们前面也说了，一神教本身，其实是具有很强的，潜在扩张性的。也就是说，相比于偶像化的多神教而言，杜绝偶像存在的“一神”观念，更容易让其他民族所接受。上一节我曾经说到，最终为激发这一神教的这个潜能的救世组，在2012年前出世了。不过奇妙的文字组合，让不少朋友认为这和明年的所谓末世传说有关，或者说把“2012”看成一个年份了（那样的话，我就是帮末日论者洗地了）。其实就本意来说，这段文字所指的是基督教的诞生。因为所谓的公元纪年，就是以耶稣基督的诞生的那一年为起点。而不管基督教如何为其身份定性，耶稣的出现对于一神教的扩张，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相比于犹太教，我想大家对于基督教的熟悉程度肯定要高的多了。与犹太教只有一个无所不能的造物主相比，基督教为为明显的特点，就是拥有一个现实世界中存在过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两教之间唯一的差别，只是要想解读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渊源，就必须从此入手罢了。
　　我们之前也说了，犹太教实际上是为犹太人自己，而创立的一个宗教。这其实倒蛮像华夏民族的宗法社会，即我的意识形态只属于我的族人所有，如果其他民族试图接受这一“先进”文化的话，就必须先从血缘上与之发生关联。基于华夏民族在东亚大陆的优势地位，历史上做过这种努力的边缘民族，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不过地缘基础薄弱的犹太人，就没有这么大的向心力了，虽然他们的意识形态对内足够强大。
　　从技术上看，耶稣的横空出世，首先是出于犹太人自己的现实需求。虽然我并没有就犹太人颠沛流离的历史，做一个系统陈述，但相信这方面的信息，大家已经有足够渠道去接触了。简单点说，由于迦南之地始终处于地缘博弈的焦点，犹太人无论是在拥有“犹太教”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之前，还是之后，都无法不受干扰的，经营那块神赐给他们的土地。当然，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还是让犹太人曾经在3000年前，建立过属于自己的王国，在这个首次建国过程中，诞生了两个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君主：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父子关系）。不过处在这样一个四战之地，想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在享受了三、四百年的国家时代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无尽的被征服历史。来自两河流域的亚述人、巴比伦人，伊朗高原的波斯人，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马其顿人），直至把地中海经营成内湖的，来自亚平宁半岛的罗马人，都相继成为了迦南之地的宗主。
　　鉴于介入迦南之地争夺的外来文明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大，犹太人试图重新建立独立的犹太王国的愿望，也变得十分渺茫。这期间，犹太人也并非没有想过，通过武力重新从那些征服者手中，夺回属于迦南之地的主导权。在公元前168年，也就是在马其顿人建立的，希腊化的“塞琉古帝国”统治时期，犹太人通过武力抗争复国成功。只是这个重生的犹太王国，仅仅坚持了80年后，就被西方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帝国——罗马帝国重新征服。
　　历史进展到这个阶段，犹太人对于通过常规方式，重新建立属于自己国家，其实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了。作为自我认定的“上帝的选民”，犹太人能够寻找的另一条自我救赎的路径，就是试图依靠神的力量来解救自己。只是从技术的角度看，神的意志是需要通过具体的人，来传达出来的。这个以犹太人救世主面目出现的“人”，在犹太圣经中的尊号为“弥赛亚”，在欧洲人的语言中，则被称作“基督”。而在基督教当中，这个救世主的称号被特授给了“耶稣”。单从犹太教的教义来说，救世主的横空出世实属必然，毕竟在犹太圣经中，曾经明确预言过有一天“弥赛亚”会出现，带领犹太人复国成功，实现自我救赎。这也可以说是宗教设计者，为坚定信徒们的信念，而定制的兜底条款吧（你可以永远怀有希望）。既然有了这种明确的“指示”，那么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有人愿意出来“承担”这份责任，也就不可避免了。
　　曾经听说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基督徒排斥犹太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把耶稣基督出卖给了罗马人。而紧接着这个说法的问题就是，耶稣本人是不是犹太人？如果是的话，犹太人为什么要出场他，而基督教又是如何绕过这个出身问题，继续他们对于犹太教的敌视呢？
　　假如我们现在抛开信仰问题，单从“人”的属性来看，耶稣的确是出身于犹太人。当然，从神性的角度看，耶稣基督并不属于任何民族，而是上帝之子（在理论上是怎么解决的，可以自己去查，算不上特别。中国的君主们，也常用的方法）。如果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出世引领“犹太人”走上复兴的道路，犹太人应该还是很有可能，接受这个应时而出的救世主的，毕竟当时的犹太人需要有人站出来，给予精神上的指引。问题是，耶稣基督和他的信徒在布道之时，却对犹太教教义最本质的特点，做出了调整。而这，却是让保守的犹太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按照前面的分析，犹太教最本质的特点，在于其教义所适用的范围。也就是说，在犹太教的教义之下，只有犹太民族才是“神”所选定的民族，能够最终得到神的救赎。这种保守的做法，固然可以令犹太人在强敌如林的地缘环境中，始终依靠信仰保持自己族群的完整性，但同时，也扼杀了犹太教快速扩张的可能性。从技术上看，犹太人去偶像化的一神论，在技术上更具有普及性。而犹太圣经中所铺设的，从上帝创世纪、亚当夏娃的诞生、诺亚洪水。。。等于一系列的，关于人类诞生演化的“历史”体系，也能够在信徒心目中，打造出一套完整的自我认知体系。换句话说，就是犹太教本身，已经磨合的十分成熟了。
　　
　　既然犹太人所打造的“一神教”体系，在布道上具有如此优势。那么将它传播的范围，仅仅限定在犹太人当中，就显得有些“自私”了。而以救世主身份出现的耶稣，所作出的贡献，就是将让这些教义，同样可以适用于犹太人以外的其他民族。对于那些接受教义的信徒来说，则意味着原来只眷顾“犹太人”的万能的“神”，现在也成为了庇护自己的“神”了。

从关系上来说，耶稣基督最开始还是以犹太教的名义在布道的。换句话说，他其实是在试图扩大犹太教的影响力。而一神教在教义上的那些优点，对那些外族人来说，也是具有相当吸引力的。现在的问题是，就犹太正统势力来说，并不认可这种将让自己的“神”去眷顾外人的做法。而对于迦南当时的宗主——罗马人来说，鉴于他们的帝国版图越来越大，在技术上让所有被征服民族，都记住罗马那些关系复杂的“神”，实在也有些强人所难。因此只要被征服民族安份守己，在行为上不触及罗马人的利益（当然，还需要为罗马人创造利益了），罗马人并不介意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具体到犹太人这里，就是从犹太人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自治权，并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
　　
　　鉴于地中海如此复杂的地缘格局，这实际上也是西方帝国，不得以所采取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无法形成，象中央之国这样大一统格局的根本原因。不过罗马人的这种做法，也是有前提的，就是被征服民族对他们的安全和利益不存在威胁。而从利益的角度看，意识形态绝对是核心利益，也关乎帝国安全。假如犹太人一直用他们那种内敛的方式在族内传播，即使他们的宗教本身，相比罗马人的信仰更成体系，也更有普及性，罗马人也不会太过在意的。毕竟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中，犹太人只是体量很小的一个民族。只是现在的话，耶稣和他的信徒们，将犹太人的宗教向外散布的做法，已经让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扩张到帝国控制之下的其他民族了。更为致命的是，一神教本身所具有的扩张潜力，使得它比其他宗教具有更强大的扩张速度。
　　
　　对于一个地区的控制者来说，分而治之永远是最好的办法。前提是，他们没有办法联合起来。现在犹太教的这种转变，明显让罗马人感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人出面阻止耶稣和他的信徒们，向外传播犹太教义也就不可避免了。因为这种布道，而感受到威胁的，并不只有罗马人，犹太人自己的危机感其实更为强烈。要知道，如果强大的罗马帝国，认为耶稣的这种布道行为是出于整个犹太民族的授意，那么从迦南之地抹去这个民族，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由此，一出悲剧也就不可避免的上演了。
　　
　　后来的基督徒们，有理由认为是犹太人把耶稣基督出卖给罗马人，因为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只不过就耶稣的信徒们来说，他们需要在技术上处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他们与犹太人，或者说犹太教的关系。首先犹太人的正统势力，已经在世人面前明确表明了耶稣的布道行为和他们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再以犹太教的名义布道，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这当然也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教义足够有吸引力，信徒们完全有足够的群众基础，创立一个新的宗教。而这个凸显救世主存在的新宗教，就是“基督教”了。
　　真正的难点在于，这个新宗教不可能切断他们与犹太教义之间的关系。因为犹太人所建立的宗教体系，不仅代表着一神信仰，更代表着一套完整的“历史”。放弃它，固然可以模仿这套体系另起炉灶，但那样的话，耶稣和他的信徒们，之前的努力也就付诸东流了（你无法向那些还在秘密信仰基督和犹太教义的信众交待这种转变）。因此这些依旧信任耶稣是救世主的信徒们，只能在继承犹太教义的基础上，嫁接出一个新的宗教体系来。
　　
　　将犹太教的教义完全继承下来，并在前面冠以“旧”字，称之为“旧约”；而将记录耶稣事迹、言行（也包括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信徒）的那些文字称之为“新约”了。就是基督教的创立者们，用来平衡这种关系的技术手段。当然具体到细节上面，就不是仅靠创立了一本新的宗教经典，和为犹太人的圣经，取一个新的名字那么简单了。摆在基督徒面前的，最起码有两个必须解决的定位问题：一是如何定位犹太人的宗教地位；二是如何在不影响一神教基本理念的情况下，凸显耶稣基督的宗教地位。

即使基督教已经准备，全盘接受犹太教的教义，并以此为基础嫁接出一个全新的宗教来，那么犹太人的宗教定位问题，是一个很让人头痛的问题。因为按照犹太教义，只有犹太民族才是上帝的特选民族，并可以通过与上帝的约定得到救赎。很显然，基督徒们是不可能接受这个观点，否则耶稣的牺牲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当然，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否则我们也看不到基督教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宗教了。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密码，其实就在基督教圣经上、下两部分的名称当中。
　　我们前面说了，基督教圣经的前半部分，是全盘接收犹太圣经的内容，汇编而成了，名曰《旧约》；而完全属于“原创”的部分，则称之为《新约》。所谓解决之道，就在这一“旧”，一“新”二字当中。就是说，基督教认可上帝曾经选择了犹太人，作为神的子民，并与之立“约”。但现在上帝与地球上不分种族、民族的所有人，重新立“约”，为之提供救赎的途径。如果用通俗一点的解读方式，那么就是让犹太人先行信奉上帝，是属于“试运行”阶段。而在试运行成功之后，这些神、人相处之道，就可以“普世”到所有人类身上了。
　　
　　不得不说，这种“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方式，是一个很巧妙，也很自然的方式。当然，这也是在犹太人主动作出切割之后，不得以而作出的一个选择。假设犹太人在教义有扩散的趋势之后，不是因为地缘环境所迫，选择了保守的方式，也许现在就不存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差别了。换句话说，日后全面渗透欧洲，并由此向全球扩散的，就是加强版的“犹太教”，或说“犹太新教”了。只是那样的话，犹太人本身，就很可能成为一个只在历史中存在的民族了（按照地缘融合的规律，如果失去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以及赖以生存的土地，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犹太人在基督教教义中定位问题的解决，也在宗教层面上为犹太人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因为在那些笃信基督的信徒心目中，犹太人并不具有他们自我认定的那种，超然于其他民族之上的地位，而只是上帝的一个不成熟的试验品。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并无可能因为为基督教体系打基础的贡献，获得特权。反而因为犹太人不认可耶稣基督和新约的宗教地位，坚持维持他们上帝选民的身份，激发了对于他们的敌意。
　　
　　在后面的章节当中，我们还会用很大篇幅，在中东的地缘环境下，来解读犹太人的历史。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基督教的问题上来，来看看耶稣的弟子们，是如何解决耶稣宗教定位的问题。基于耶稣的存在本身，就是切割犹太教与基督教的重要标志（犹太人就不承认救世主已经出现了），因此这个新的宗教，很显然必须凸显“基督”的存在，才能在表面特征上，与保守的犹太教彻底分离。将“基督”之名置于教名当中，固然是一个好方法，但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一神教的本质是禁绝偶像崇拜，并只认可一个“神”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赋予耶稣的那些神性，就会反过来影响基督教存在的基础了。当然，这个世界上“办法总比问题多”，问题总是会解决的。这个解决方法，就是经常被借用到其他领域的“三位一体”概念。
　　所谓“三位一体”，指的就是圣父（上帝）、圣子（基督）、圣灵（也有称“圣神”的，指的就是神性），其实是一体存在的。这看起来似乎有些复杂，其实意思就是说，所谓的“神”是由上述三部分共同组成的，只是通过三种外在形式，存在于信徒的信仰之中罢了。这种解读方式，算是解决了“一神”崇拜的基础问题，但还是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副产品。因为相比于无形存在的圣父、圣灵，耶稣的形象是具体的，并且是基督教的显性标志。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的“偶像化”也就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被偶像化的还不止于耶稣本人，因为诞下圣子的圣母，也是真实存在的。基于她在三位一体架构中的特殊中介地位，很自然的也被信徒们赋予神性及偶像化。虽然三位一体的架构，可以从宗教本质上，巧妙的解读“一神”存在的问题。但这些被具体化的，代表神性的形象，在基督教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时，这些异族形象的偶像，多少会让一些试图接受它的受众们感到些困惑。
　　不过从文化的角度看，这倒也算一件好事，最起码现在的我们，在教堂及其他基督教遗产里，可以通过因为信仰而保存下来的那些雕塑、画像，直观感受人类文明的进程（想想中国亦有多少文化遗产，是因为偶像崇拜而保留至今的）。相比之下，把“一神教”理念贯彻到极致的伊斯兰教，这方面就显得单薄多了（但从宗教的控制力来说，却是最强的）。
　　
　　一直以来，有很多朋友希望我能解读一下宗教问题，毕竟在影响地缘关系的诸多因素中，这是很重要的一项，尤其是在东亚以外的世界中。这次正好借着解读犹太人的机会，做一些技术性的解读。下一节，我们将回到地图之上，去看看犹太人是如何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上帝许诺给他们的迦南之地的。

在结束宗教话题之前，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就耶稣基督开始向外族传教这件事情来说，我个人倒不认为怀有政治目的，毕竟在那些笃信宗教救赎的信徒心目中，将神的恩泽传达给他人，是一件向善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不认为在殖民时代，那些狂热的传教士本身，就一定肩负政治任务。不过些纯粹的宗教行为，最终被世俗权力所利用，也是不可避免的。就象那些传教士主观上，即使是怀着仁爱之心在布道，但客观上却还是为政治家主导的地缘扩张作出了贡献。
　　说到基督教开始影响政治结构，这个“功劳”还是要记到罗马人头上。因为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力和在扩张上的潜力，并没有随着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而消失，反而由此而让基督的追随者们，有机会建立完善的宗教体系。有鉴于此，罗马的统治者们，最终也发现，与其用“堵”的方式，来消灭这个生生不息的宗教。不如转而接受他，并使之成为稳定政治、社会结构的工具。毕竟犹太人所创立的“一神教”体系，在对内统一意识形态方面，比罗马人之前那不成熟的多神体系，要更有优势。当然，维持一个帝国的运转，光靠意识形态是远远不够的，罗马帝国最终还是崩溃了。不过帝国当年的这种“识时务”的表现，也为帝国当年的政治中心，留下了一笔丰厚了遗产。最起码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知道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为教宗所在。假如东罗马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没有落入穆斯林化的突厥人手中，并被更名为“伊斯坦布尔”。那么基督教的另一大支派“东正教”的最高宗座，也同样会生活在这座曾经的帝都之中。
　　
　　对于希望了解宗教的朋友来说，也许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对一神教的发展、变迁，做一个解读。不过这个帖子的出发点，始终还是为现实世界服务的。就现有的解读来说，已经足以解释犹太人和西方世界那么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了。说起来，犹太人能够在西方世界显得那么特立独行，和基督教的传播也有很大关系。毕竟基督教在教义上对于犹太教的继承，让所有笃信基督的人，不得不认识这个民族，并将之区别出来。至于这种特别之处，是福还是祸，就不好说了。这就好像在东南亚的华裔一样，呆在泰国这种包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对生存其间的华人固然是好事。只不过时间一久，泰国的华族本身，也就消融于泰民族之中了（标志就是姓氏、中文，自我认知都几乎消失了）；反之在马来西亚这种，对华裔区别对待的社会环境中，传统的华夏文化倒是得以延续下来，并保持民族意识的独立。
　　
　　很多朋友喜欢把犹太人和在海外打拼的华裔做对比（特别是在东南亚的华裔），认为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这种对比也不无道理，一方面双方在民族文化传承上，都有过人之处。在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和险恶的外部环境驱使下，习惯于以社团的方式生存；另一方面，由于客居他地，无法稳定的依附土地而生，被迫将重心放在流通行业之上。尽管从整体的环境来看，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客居他地的华裔都处在劣势，但当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行业时，却能够体现出局部优势。尤其是在土著民族，对这一块不够重视之时。
　　当然，双方所能够体现出优势的地区，也和所处地区的地缘环境有关。从宗教和地理关系来看，犹太人显然容易向西方社会渗透；而从中国外迁出去的华人，则更加适应在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东南亚生存。基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体系，是由大航海以后的基督徒所建立的。犹太人在西方商业领域所取得的成功，也水涨船高的形成世界级的影响力了。由此，犹太人的复国之梦，也变得越来越真实了。

犹太人试图复国，也算是个人尽皆知的秘密了。而在这个梦想得以实现之前，鉴于这种因为没有“祖国”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太过强烈，犹太人在心理上对财富的渴望也比其他民族要迫切的多。毕竟，财富能够给犹太人更多的安全感。虽然这些财富的积累，有时候也会引火烧身，但如果犹太人不间依靠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优势，在民族内形成一个自闭、稳定的财富积累体系的话，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并不会比另一个流浪民族“吉普赛人”更强。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当这个“世界”还处在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博弈之中时，犹太人其实是并没有什么机会回到迦南的。因为双方的博弈带有很深厚的“宗教”色彩，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将控制以耶路撒冷为核心的迦南之地，作为宗教战争胜利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所能做的最好选择，就是掩盖自己的复国愿望，游走于双方博弈的空隙之中，寻找商机、累积财富。
　　
　　真正的机会，是在欧洲人对伊斯兰世界，取得压倒性优势之后。新航线的开拓和工业化所取得的技术优势，让欧洲的基督徒们，得以跳出原来的地缘圈，将这个世界变成欧洲人内部的地缘博弈舞台。在这种情况下，小小的耶路撒冷和迦南之地，已经不再是欧洲政治家们所关注的重心的。欧洲殖民者们瓜分世界的高潮，是在19世纪末。经过差不多400年的殖民史，这个星球上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可以供欧洲人去“拓荒”了。如果他们再想对地缘政治格局作出改变的下，下一步的重点就只能放在内部利益分配的重组之上了。而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真正浮出水面，成为一种有操作性的政治主张，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一方面是因为是由于欧洲那种，周期性的，带有“剪羊毛”性质的排犹太潮，又一次达到了高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欧洲国家内部的矛盾，日趋激烈化。这也为犹太人在其间游走，提供了空间。
　　除却把“世界”的概念做大，让欧洲人的视线不再集中于所谓宗教圣地的争夺之上以外，几乎整个世界，都处在欧洲势力控制、影响之下的的现状，也为犹太人的“复国”梦想提供了另一个的机会。那就是，假如犹太人不是执着于一定要在迦南之地复国的话，他们有机会从那些数倍于欧洲本土的殖民地中分得一杯羹，建立一个全新的犹太国。当然，这种异地建立犹太国的想法，一定会受到那些认定迦南之地，才是犹太人“应许之地”的犹太人的反对。只不过，当一个民族被复国梦想折磨了二千多年后，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案，并非是不能被接受的。
　　在异地重建犹太国的方案中，非洲、美洲甚至中国的东北地区，都曾经被不同的犹太活动家们考虑过。只是相比于重返迦南之地的诱惑，这些方案始终无法在犹太人内部达成共识。毕竟支撑犹太人走过这三千多年历史的，是他们那引以为傲的犹太教义。而如果犹太人不能回到“迦南之地”复国，即使能够得到更肥美，更广阔的土地建立犹太国，也得不到上帝的庇护和救赎。因此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在经过激烈的讨论交流之后，主流意见最终还是趋向于把返回迦南，作为奋斗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的“迦南”，早以成为阿拉伯人所覆盖的“巴勒斯坦”了，犹太人并无可能，仅凭宗教上的理由，就游说欧洲政治家们来支持他们的主张。因此犹太人首先要做的，并不是向阿拉伯人表露他们的政治主张，而是通过各种手段，取得巴勒斯坦的居住权。当一个民族希望获得得一块被他族占据的土地时，无外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武力取得；一种是交换获得。以犹太人当时的情况而言，想靠武力渗透巴勒斯坦肯定是不现实的。至于交换嘛，这倒是犹太人的强项。当你把建立一个国家，当成一门生意来做的话，你就会发现，先按照商业规则行事，“买”进目标区域的土地，不失为一个曲线复国的好办法，前提是该地区承认个人可以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放在中国这种土地政策的国家，买也是白买）。当然，理论上即使你能够买到一个地缘板块，所有的土地产权，也未必能够建立一个国家。因为就一个国家的建立来说，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政治承认。如果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你买到再多土地，也只是一个大地主而已。不过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对于犹太人来说，如果你不能出现在那片土地上，并在人口比例上取得一定优势的话，所谓复国之说是无从谈起了。
　　
　　如果当时的巴勒斯坦，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话，阿拉伯人应当会对此有所警觉。问题是，19世纪末的巴勒斯坦，名义上还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帝国的统治者们此时的重心，在于和欧洲帝国们的地缘博弈之上，并没有空闲去关心犹太人，在一块不属于核心区的土地上的商业行为（特别是在土耳其的的管辖之下，有那么多不同民族的情况下）。而就阿拉伯人方面来说，你也不可能让他们在还没有行政约束之前，就要求那些“地主”们，在面临一场有利可图的交易之前，优先考虑什么“民族大义”。其实就算是有国家、民族意识，你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成员，都将之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即使是巴勒斯坦人有强烈建国愿望的今天，这种交易也仍在犹太人尚未能通过战争手段全面控制的耶路撒冷中进行（城内还有20万左右的巴勒斯坦人）。在犹太人看来，不管通过什么方法，都不能阻止他们取回上帝应许之地的目标。假如犹太人允许偶像存在的话，倒是可以建议他们仿造“正义女神”（就是港片中，经常能在法院门口看到的那个）的样子，制一尊女神像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不过这个蒙眼女神的左手上，就不再是代表公平的“天秤”，而是代表财富的黄金；至于右手，倒是依然可以拿着那柄剑。只是含义不再是“正义”，而是“武力”了。

我们之前也分析了，巴勒斯坦地区虽然不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基本容纳了这个星球上的各类地形，其内部也可以划分出好几个亚板块来。从犹太人“买回”迦南之地的计划来看，精于计算的他们，并不会把钱撒向巴勒斯坦的每一个角落，而是会根据这些亚板块的地缘价值，来选择重点突破地区。这倒是和军事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路是一致的。至于说，巴勒斯坦地区内部，又可以分为哪几个亚板块，他们又各自有什么样的地缘价值，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
　　就基本地形来说，由于西亚裂谷的存在，巴勒斯坦地区整体呈现“两高两低”的结构。而这在种地形结构中，被沿海平原和裂谷包夹的，裂谷西侧山地，无疑是整个地区的核心板块所在。从安全的角度看，谁能够占据这条高地，谁就能够对两侧的低地带，形成强大压力。而那让犹太、基督、伊斯兰三教都魂牵梦萦的“耶路撒冷”，正是在这片核心高地上。
　　
　　从地理结构和环境上来看，这条核心山地本身也并非是铁板一块，而是可以再被分割为三部分。首先我们在地形图上（参见《迦南之地地理结构图》），我们可以看到，在整条山地带整体呈“北高南低”的走势。在山地带的北部，有一片明显的，东西向的断裂带，将之分割为两部分。其中海拔较高的北部，被称之为“加利利山脉”，南部海拔相对较低，地势相对更平缓的区域，则被称之为“中央高原”。既然有“中央高原”的称呼，说明这片高原的南部，应该还有一个独立的高地区。情况也的确如此，在中央高原所在的那部分山地，开始向南延伸并走低时（大致和死海南北两部分的分割点，在一条直线上），它开始受到红海两岸强烈的热带沙漠气候所影响，所以中央高原以南，一直延伸到红海的区域，都被打上了另一个更能体现它特质的标签“内盖夫荒漠”。
　　
　　从地理环境和地缘位置来看，居中的“中央高原”无疑是整条山地带的核心区域，并由此而成为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核心板块。就我们的解读内容来看，将地理单元划分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不过如果你对犹太人的历史特别感兴趣的话，那么按照当年犹太人内部的行政划分，中央高原还可以被南北分割为“撒马利亚山地”、“朱迪亚山地”（耶路撒冷所在地），而中央高原过渡到沿海平原的区域，还可以单独成为板块——“施腓拉低地”（相对高原就是“低地”了）。对这样小的一个地缘板块，做如此细致分割，看起来实在没有必要。尤其是在习惯了“地大物博”概念的中国人看来，这颇有点“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感觉。只是时光倒流个二三千年，这片微缩“世界”的每一个拥有独立地理特征的亚板块，都曾经生活过不同自我认知的族群。而犹太人也相当于打了一场小型的“世界大战”，才把上帝的这块试验田最终统一在犹太王国的大旗之下。
　　相比南部被内盖夫荒漠所覆盖的地区，中央高原和加利利山脉的水资源保有量要好的多，也能容纳更多的城镇（现在没有古典时期好了，很多区域需要机井抽水）。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到死海的南部内盖夫沙漠的影响，中央高原西侧面向死海的一面，很早就已经荒漠化了。这种荒漠化的环境，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当然没有太大价值了。不过这倒是为那些热衷于“修道”的宗教人士，提供了一个既能近距离瞻仰圣地，又能够避世修身的好去处。反正对于一个真正的修行者来说，物质方面的需要是能够最压缩到最低限度的（所以你如果去旅游的话，可以在那自荒地中，看到不少修道院）。
　　
　　单从地缘位置和宗教感情来看，犹太人“买回”迦南的计划，应该将耶路撒冷所在的中央高原作为第一重点。然而现实的犹太人，并没有一开始就向这块核心之地渗透，而是把目光锁定在沿海平原之上。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犹太移民基本都是渡海而来的，首先从沿海地区购买土地，建立定居点，更符合步步为营，层层推进的原则；另一方面，从地缘特点来看，沿海平原也拥有更好的农业潜力，和更多的人口承载量。其实说起来，经过二千多年的离散史，犹太人早已从一个一心耕作这片“流奶与蜜之地”的农耕民族，转变为一个完全和农业生产脱节的民族了。这当然不是犹太人本身不愿意从事看似低产出的“农业生产”，而是没有人会给他们一片可以永久居住，并耕种的土地。
　　今天我们谈到以色列的成就，会经常提到它在农业方面的成就。不得不说，这个意识力超群的民族，的确在迦南之地创造了奇迹。即使是在我们刚才判定，不适合农业生产的内盖夫沙漠，犹太人也经营出了一片片绿洲，假以时日。犹太人并非没有可能象他们当年“由点及面”渗透巴勒斯坦地区那样，将占以色列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的荒漠地区，尽数改造成为“流奶与蜜之地”（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沙漠面积在减少的国家）。
　　
　　犹太人改造迦南之地的行动，并非始于以色列建国以后，而是在他们踏上巴勒斯坦，从阿拉伯人手上购买到第一片土地时就开始了。在那时的犹太人看来，建国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经营好自己手上的农场，就是这个梦的开始。尽管在我们看来，上帝已经抛弃犹太人两千多年了，但在犹太人决心重返迦南的那一刻起，上帝似乎眷顾这群“上帝的选民”了。相信上帝的人，总是会告诉我们“上帝是公平的”；不一定信仰上帝的人，也常常认可“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这句话。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所需要的“公平”和“机会”，正是在他们最不善长，而又持之以恒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

刚做了张<埃及——以色列地理关系图>，大家先看着。注意“加沙地带”这个行政标签与“非利士平原”这个地理标签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加沙地带”归属问题的地缘背景。

既然基于步步为营、层层渗透的原则，沿海平原成为了犹太移民最先渗透的区域，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这条平原带的结构，做个解读了。记得在《迦南之地地理结构图》中，我们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沿海平原做了进一步的划分。按照圣经时代的地缘结构，整个沿海平原带，由北至南可分割为：腓尼基平原、亚柯平原、沙仑平原、非利士平原。按照一般规律，位于中间应该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沿海平原的核心区，也是当年犹太人经营迦南之地的重点地区，而位于南北两边的“非利士平原”、“腓尼基平原”，就未必能够完全属于犹太人所有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是两千年前的圣经时代，还是现在的地缘格局，犹太人都未能在上述两个区域占得优势。在犹太人开始经营迦南之地时，他们的在这两个区域的对手是“非利士人”和“腓尼基人”；现在，以色列人则要在这两个方向，面对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
　　
　　从现在的地缘结构来看，腓尼基平原并不在“巴勒斯坦地区”的范围之内，在英法分割西亚裂谷地带的协议当中，它已经被完全划分给了黎巴嫩，连带北加利利山脉，也成为了黎巴嫩的南部屏障。这种情况的产生，倒也不能完全归结于英法之间的交易。因为就腓尼基平原这个地缘板块来说，本身就是由从加利利山脉和北边“黎巴嫩山脉”上面流淌下来的河流，共同冲积而成的，至于到底是控制黑门山以南地区的族群，还是黑门山以北的民族，能够取得这条地缘交接地带的控制权，就取决于双方的实力了。就现有的实力对比来看，能够从整个西方输血的“犹太人”，肯定是比黎巴嫩人要强大的多，但就二千多年前的情况来看，醉心于经营“迦南之地”的犹太人，实力却比不上经营黑门山以北海岸线的“腓尼基人”强（包括现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海岸线）。后者凭借他们的海洋优势，甚至成为的罗马人的主要对手（迦太基就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
　　
　　从整体地理特点来看，山脉更靠近海岸线的“西亚裂谷带”北部地区，在形成天然良港上更据优势。这也是当年腓尼基人，能够纵横地中海的地理原因。相比之下，巴勒斯坦地区所对应的沿海平原，东西纵深就要显得更深些。从农业的角度来看，这倒是能够给犹太人提供更多的农业空间，但同时也限制了犹太人的海洋潜力（没有好的天然良港）。因此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相对于迦南之地的面积来说），但犹太民族的原始属性，还是属于农耕民族。假如要在中央之国找两个沿海板块来做类比的话，浙南（杭州湾以南）和苏北（长江以北）在地缘属性上的差别，倒是可以为我们理解腓尼基板块和迦南板块之间属性差异，提供参考。
　　
　　通常在地缘分析中，我们习惯于为某一地理单元或者族群，以生产方式的划分，标示出“地缘属性”（如农耕、渔猎、海洋、游牧等等）。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地缘属性指的是该地理单元或者族群，最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也是在该民族形成过程中，对文化影响最深的生产方式。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如果一个族群长时间离开他赖以生存的地理单元，或者该地理单元适合的生产方式，发现变化，那么这个族群的地缘属性也会随之改变。不过鉴于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当地理背景发生变化之时，处于其中的民族，一定会想尽办法来保有自己原始的“地缘属性”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被我们定义为“渔猎民族”的女真人。尽管这支诞生于白山黑水之中的边缘民族，最终得以入主中原，但在他们的统治过程中，还是通过一切行政手段，来保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包括由皇室主导的，每年一次的围猎，以及禁满洲人从事农业生产等）。当然，这种主观上的坚持，最终还是敌不过地理环境和地缘环境的变迁。现在的满族，已经基本失去“渔猎民族”的属性了。